制度化增进互信
中美S&ED是对话,不是谈判,旨在塑造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
美国当地时间7月28日,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下简称S&ED)落下帷幕,取得不少成果。
“这次对话改变了以往对话议题由美方主导的格局,逐步形成了中美双方共同探讨的局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陈东晓对本报记者说。
据新华社报道,中美双方认识到就经济、金融议题加强合作对世界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双方谈判拟就了一份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决心共同应对引发地区和全球不稳定的紧张因素。
陈东晓认为,目前的S&ED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制度框架。“这是对话,不是谈判,在框架之内寻求共识是关键。”
《21世纪》: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首次实行双轨制运作的战略对话,你认为双轨制在此次对话当中是如何体现的?
陈东晓:奥巴马时代的S&ED形式是对布什政府的继承,更是发展和创新。对话的创新之一在于内容更加广泛,许多都是跨界问题,即不能单一地放在“经济”或“战略”之下,“既双轨,又合一”。
总体上,S&ED体现了一种新机制,它的功能很明确:增加相互了解、增强战略互信,为合作找到一个方向和思路。它并非是个谈判,不仅仅为解决具体问题,主要在于塑造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奠定一个互信框架,让中美关系稳定有了一种制度性保障。
《21世纪》:保尔森时代的SED提到最多的是人民币汇率问题,此次美方软化了这个议题,你认为背后体现的涵义什么?
陈东晓:保尔森此前代表的是华尔街金融财团和资本家的利益,对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有强烈诉求。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在金融领域的优越感丧失,为中美两国共同谈论相关议题设置提供了条件。
《21世纪》:中美正努力协调双方的经济政策以应对危机。但在量化碳减排指标、维持美元发行、金融市场开放等许多方面,中美也存在不小矛盾。你认为中美在协调立场、达成共识之外,该如何解决矛盾?
陈东晓:中美经济结构有很强的互补性,是全球化经济中不同链条的一环,不会构成一种零和局面。
现在竞争关系中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是,金融危机之下各国的短期经济刺激涉及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各国国内政策的制定会存在着风险溢出效应,直接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
以贸易问题为例,中美双方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贸易保护主义在政治上很难界定,各国政策也很容易避开WTO的框架,钻条款漏洞。因此,在新的局面下双方各部门的实际协商成为关键。
但是,任何困难都不能突破中美全面、积极的合作的框架。
(实习记者彭立、李默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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