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佑至临时工魔术

夏佑至：临时工魔术

中国财政供养的人数，也许永远是个谜。不仅因为财政预算上的层层迷雾，也因为何为“财政供养”根本没有定论。实际上，大量由财政供养的人不见于编制表。有人把这种行政结构称为“双轨制”，也即作决定的人不承担责任，而承担责任的人没有编制。相关例子早已不可胜数，正因如此，延安城管局把责任往临时工身上一推的做法，让人感到实在眼熟。　　这好像魔术里的大变活人：把美女关进箱子，然后用带锯把箱子锯成两半，看上去她已经一分为二，实际上却毫发无伤。在双轨制的行政结构里，主事官员如同美女，带锯就是法律和舆论，而最关键的部分———那只给观众带来错觉的箱子，就是临时工。　　开除临时工成了官员脱身的魔术，此事中不可理解的地方不在于临时工，而在于为什么有人会接受这种借口。检索一下行政机构的临时工，可以看到伪造文件、酒后驾车、放高利贷、吸毒、绑架、打人(致死致伤)、强奸、大闹娱乐会所等各种劣迹，但即便如此，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临时工如何行事与临时工的身份有关——— 如果检索编制内人员的恶劣行径，只怕数量和程度同样惊人。可见，关键不在于临时工，而在于行政机构的职务行为没有受到足够约束。　　主事官员对下属的职务行为负有伦理和法律上的责任，这事并不难理解。如果临时工可以成为官员开脱责任的借口，也即临时工犯法，主事者无罪，中国的法律体系立刻就会瘫痪。但临时工作为一种遁词被广泛使用，其实另有原因。　　这个原因并不在于用工制度。编制的确是一种身份特权，但拥有这种特权的人数量越来越少，大量职位由聘任人员充任。如果没有编制就可称之为临时工，中国的绝大多数职业岗位上都是临时工。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上，临时工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得到了普遍承认，但在行政事务上，中国人却抱有一种陈旧的想象。这种想象是长时间的全权体制在中国人头脑里留下的烙印，让我们至今把政党和政府事务理解成终身制特权及与之对应的无限责任的组合。换句话说，那是一个与临时工无关的领域。　　这种想象不符合世界潮流，不符合法治原理，更不符合中国实情。终身制特权与无限责任的组合，有两种主要形态。一种是传统的君主制，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另一种是苏联式全权党国政体，苏共大权独揽，同时对苏联社会的一切事务负最终责任，也因为难以为继而倒台。此后，世界政治的主流是法治框架下的有限政府，权力与责任对等，但都以法律规定的边界为限。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限权力对应有限责任，任期制政府——— 这些法治的基本原理，通行于世，只在一些极特殊的领域存在例外——— 比如在美国，为了在一个实施联邦制和英美法的大国里创设并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实行终身制。　　和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相比，绝大多数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行政官员，其身份都是临时的。但法律并不因为他们是临时身份就放任其行为，社会舆论也绝不因为他们的身份是临时的就放松对他们的要求。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一方面提倡法治社会、任期制和有限权力；另一方面，特权随处可见，政府行事经常不受法律约束。这导致法律的权威和普适原则不能深入人心，人们既痛恨特权，又希望拥有特权。他们深知，以替罪羊的形象出现的临时工，只是系统性问题的烟雾弹，因此渴望摆脱外部人和临时工的诅咒——— 如今的公务员热，与这种状况也是大有关系的。(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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